演講稿：21世紀的人權議程

2009年12月1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以”21世紀的人權議程”（On the Human Rights 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為題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發表演說。以下是演說的中譯文，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IIP)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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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
發言人辦公室
2009年12月14日

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
21世紀的人權議程

2009年12 月14日
喬治敦大學
加斯頓廳
（Gaston Hall）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Washington, D.C.）

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謝謝諸位。很高興再次來到喬治敦大學宏偉的加斯頓廳，在考試期間給你們一些事情做。（笑聲）有這樣一個半合法的理由讓大家休息片刻 --（笑聲）-- 我很高興能提供這樣的機會。

謝謝賈斯（Jas）剛才的介紹。毫無疑問，在賈斯談到人權文化的時候，外交事務學院（Foreign Service School）的諸位都應該想到，你們獲得了天賜良機在這裏學習。我能在喬治敦大學發表講話，也感到無尚榮耀，因為談人權方面的問題，沒有什麼地方比喬治敦大學更合適。校長迪吉歐（DeGioia）、校行政部門及全體教師體現了貴校支持全世界言論自由、探索的自由和人權事業的悠久傳統。

我知道迪吉歐校長本人也講授人權課程，還與我的一位元老同事，外交事務學院代理院長卡羅爾∙蘭開斯特（Carol Lancaster）一起講授國際發展道德準則的課程。我感謝貴校教師幫助我們發展有關人權、衝突解決方案、發展等相關課題的思想。喬治敦大學意義重大，因為這裏的學生，這裏的教師，每年都積極推進跨宗教的對話。通過法學院人權研究所（Human Rights Institute）和其他項目，你們為戰鬥在全球人權運動第一線的很多維權人士和活動人士提供平臺發出自己呼聲。你們還為學生提供機會在國際婦女權利講習班工作，特別令我欣慰。

所有這些努力都反映了喬治敦大學校方和全體師生對這項事業的堅定承諾。為此，我首先在這裏對你們表示感謝。感謝你們以人權為第一要務，以人權為中心課題。感謝你們為下一代人權宣導者提供訓練。從廣泛的意義上說，有些學生從未積極參與有關活動，也可能從未參加國際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等組織的工作，但是你們為他們介紹有關情況，他們離開學校的時候將獲得深刻的瞭解。所以，感謝校長迪吉歐所作的一切，感謝喬治敦大學所作的一切。（掌聲）

今天，我想跟你們談一談奧巴馬政府關於21世紀人權問題的議程。這是很多迫切希望瞭解我們做法的人都在考慮的問題，這是不難理解的。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為之付出精力，值得我們給予關注。今天我將概述一下我們在人權與民主問題上的想法，談談有關的設想如何與我們更廣泛的外交政策相適應，以及指導我們行動的原則與政策。

但是我也需要說明，有些情況可能不會涉及。我不打算全面講述各種侵犯人權的行為，也不可能在這裏逐一列舉我們與之提出人權問題的國家。這不是一份清單，也不是一個記分牌。我們每年發佈人權報告，詳細提出我們對很多國家表示的關注。然而，我希望我們能夠利用這個機會從更廣泛的角度考察這個重要的問題，全面理解這個問題的複雜性、道義上的重要意義及其緊迫性。說到這裏，現在讓我言歸正傳。

奧巴馬總統上周在接受諾貝爾和平獎的儀式上說，戰爭從來都不受歡迎，戰爭不是什麼好事情，但戰爭有時是正義的，也是必要的。因為，用他的話來講，“只有基於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和尊嚴的正義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持久和平。”古往今來，總是有人極力否認這條真理。我們的使命就是堅持這條真理，通過堅持原則的人權議程和實施這一議程的務實的策略為實現持久和平而努力。

奧巴馬總統的講話還提醒我們，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闡述的我國基本價值觀——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不僅是我們的力量和堅韌不拔的精神之源泉，也是全世界上每個成年男女和兒童與生俱來的權利。這就是《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承諾；是建設一個人人有機會實現其天賦潛能的世界的先決條件；是推動每一次自由行動，每一場民主運動，每一項增進發展的努力和每一種反抗壓迫的鬥爭的力量。

每一個人都有學習、探索並接納身邊世界的內在的潛能；都有自由地同其他人共同建設社區和社會，使人人都有所作為並自食其力的潛能；都有同我們所愛的人分享生活的美好與憂傷、笑聲與淚水的潛能——這種潛能是神聖的。這種信念對於很多大權在握並將他們的立場與“另一方”——另一個部落、宗教、種族、性別或政黨——對立起來的人而言，則令其感到惶恐。挺身而出駁斥虛假的認同感，為所有的人拓寬權利和機會的空間——增進他們的各項自由與機會——是我們從事這項工作的原因。

這個星期適逢“人權周”（Human Rights Week）。其實在國務院，每個星期都是人權周。61年前的12月，世界各國領導人宣佈一個有關權利、法律與機制的新框架，以履行“永遠不再發生”的承諾。他們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以及旨在制止種族滅絕，反對戰爭罪行和酷刑，防止歧視婦女以及種族和宗教少數派的法律協議，重申了人權的普遍性。新興的公民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都成為重要的合作夥伴，積極推動與每一個人利害攸關的原則，並揭露那些違反這項準則的人。

我們在讚賞上述進展時，必須將注意力集中在尚未完成的工作上。《世界人權宣言》在序言中鼓勵我們將其作為“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我們應當這樣做。然而，我們不能否認在其慷慨激昂的承諾和我們如此眾多的人類同胞的切身經歷之間存在的差距。現在我們必須完成這項工作。

我們制定的21世紀人權議程是為了促使人權成為人類的現實。第一步是在一個大背景下考察人權。當然，人們必須能夠擺脫暴政、酷刑和歧視的迫害，不再有被當權者關押或被迫“失蹤”的恐懼。他們同時也應當無匱乏之虞——不缺乏食品、醫藥、教育以及法律上和事實上的平等。

為了發揮潛能，人們必須能夠自由地制定法律和選擇領導人；交換並獲取資訊，發表言論，提出批評並展開辯論。他們必須能夠自由地信教、結社並以自己選擇的方式施愛於人。他們必須能夠自由地追求自我完善和自主自立所帶來的尊嚴，發展他們的智力和技能，把他們的產品送進市場，並參與創新進程。人權有兩個不同方面的要求。人們應當能夠擺脫所有形式的暴政，並應能自由地抓住全面實現人生價值的機會。這就是我們將支援民主和增進發展作為21世紀人權議程的基石的原因。

如同歷屆政府一樣，本屆政府也將促進、支持和捍衛民主。我們不會因為有人過於狹義地使用這一詞語或理念或以其為不明智的政策辯護而棄之。我們宣導民主，並非我們希望其他國家像我們一樣，而是因為我們希望每一個人的與生俱來的權利都能受到同樣的保護，無論他們出生於達拉哈西（Tallahassee）還是德黑蘭。事實證明，民主制度是在長期內確保人權成為人類現實的最佳政治體制。

然而，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在談論民主時必須定義明確，因為民主不僅意味著產生領導人的選舉，還意味著積極參政的公民、自由的新聞媒體、獨立的司法系統、以及向所有公民負責並平等而公正地保護其權利的透明和順應民意的機構。在民主社會中，尊重權利不是領導人日常作出的選擇，而是其執政的原因。民主社會每一天都在保護和尊重公民，而並非僅僅在選舉日。民主之偉大不在於自詡完美，而在於利用其機制和原則使自身及國家日臻完善，我們的國家在建立233年之後依然如此。

與此同時，人類發展也必須是我們的人權議程的一項內容，因為基本生活保障 – 如食品、住宅、衛生、教育 – 以及良好的公共環境 – 如環境可持續性、預防傳染病、援助難民 – 都是人們行使權利的必要條件，還因為人類發展和民主相輔相成。如果人民的基本生活沒有保障，民主政府是不能長久存在的。貧困和疾病導致的絕望通常引發暴力，從而進一步危及人民的權利，威脅政府的穩定。保護人民的權利、為其提供機會和促進發展的民主社會是穩定的、強大的、而且很可能使人民發揮其潛力。

因此，人權、民主和發展不是三個分立的目標，其各自的議程也不是毫無關聯。我們面對的現實並非如此。為了給人民的生活帶來實在持久的改善，我們必須同時在這三方面作出充滿智慧、具有戰略意義、堅持不懈的長期努力。在評估成就時，我們應該提出這樣的問題：由於我們的行動，是否在越來越多的地方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更好地行使其普世權利並發揮其潛力？

我們的原則是指引我們的北斗星，但我們的方法和策略必須靈活，不管我們力爭在哪里起到積極影響，都要反映出當地的實際情況。目前，在某些國家，政府雖有意願，但若得不到支持就沒有能力建立強大的機制及對公民的保護，非洲新生的民主國家就是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作為夥伴伸出援手幫助他們樹立權威並實現他們希望取得的進步。在其他國家，例如古巴（Cuba）或尼日利亞（Nigeria），政府有能力但不願意進行公民所希望的變革。在那裏，我們必須向當地領導人強烈地施加壓力，以使他們停止鎮壓，並支持社會內致力於改革的人士。在政府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的國家——像剛果東部這樣的地方——我們要支援那些謀求保護人民、頂著巨大壓力為更有希望的未來播下種子的英勇無畏的個人和組織。

無須贅言，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多種多樣、錯綜複雜的。並沒有一種方針或公式，原則或理論能夠簡單地適用於每一種情況。但今天，我想簡要介紹一下奧巴馬政府從4個方面將我們的原則付諸於行動的策略，並向你們說明我們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所面臨的一些挑戰。

首先，對人權的承諾以普世公認的標準，以要求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每個人都遵循這些標準為起點。奧巴馬就任總統的第二天就發佈了一項行政命令，禁止任何美國官員使用酷刑或官方授權的虐待手段，並命令關閉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關押設施。明年，我們將繼續發佈年度人口販運問題報告，但不僅將涵蓋其他國家，而且將涵蓋我們本國。我們還將通過聯合國參加有關我們本國人權記錄的普遍定期審議（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正如我們鼓勵其他國家這樣做一樣。

通過自我問責，我們能強化我們的道德權威，進而要求所有政府恪守國際法所規定的義務，包括不施酷刑，不任意拘捕、迫害異議人士，不從事政治謀殺。我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必須駁斥那些拒絕或推卸自己責任者所唱的高調，並讓違規者承擔責任。

有時，我們通過公開譴責一個政府的行為能收到最大的效果，洪都拉斯（Honduras）的政變和幾內亞（Guinea）的暴亂就是這樣的例子。另外一些時候，我們通過關上門進行艱苦的談判可能更能幫助受壓迫的人，例如作為我們整體議程的一部分，對中國和俄羅斯施加壓力。每一次，我們的目的都是要做出成績，並不是要證明一個觀點。

敦促問責並不是只點出違規者就夠了。我們的目的是鼓勵——甚而要求——政府必須負起責任將人權寫進法律並滲透到政府機制之中；建立強大獨立的法庭並培養勝任、自律的員警和執法人員。權利一旦得到確立，政府便應當一如所期地在批評漸起的時候，抵住限制言論自由的誘惑；警惕不讓法律變成壓迫的工具，不能像目前烏干達（Uganda）正在審議的把同性戀定為刑事犯罪的議案那樣。

我們知道，所有的政府和所有的領導人都會有達不到標準的時候。因此，當權利被踐踏時，必須有內部問責機制。採納並接受批評，對政府而言往往是最艱巨的考驗，但也是保護人權的基本條件。在這方面，我們也應當作出表率。在過去60年裏，我們正是這樣做的——有時做得不一定盡如人意，但成效甚為顯著——例如，我們糾正了在二戰中拘禁日裔美國同胞的做法，在一度實行吉姆•克羅（Jim Crow）法的南方為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制定法律保護，通過了制止仇恨犯罪的法律並把攻擊同性戀者列為仇恨犯罪的一種形式。在任何地方，只要姑息非正義行為，正義就不能得到伸張。承認和糾正錯誤不會削弱我們的力量，只會證明我們的原則和我們的制度堅不可摧。

第二，我們在推進人權議程時必須務實而靈活——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採取最有可能產生實效的做法。我們將運用我們所能運用的一切手段，當我們遇到障礙時，我們不會灰心氣餒，也不會反復碰壁，而是拿出戰略決心，另辟變革蹊徑並改善人們的生活。

我們知道，一種方法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當老辦法不再管用時，我們敢於去試用新辦法，就像我們今年在對待緬甸時尋求以有度的接觸來結束孤立政策的僵局。 在伊朗，我們提出與其政府直接談判其核武器問題，但同時也對伊朗國內爭取民主變革的人士表示堅定的支持。正如奧巴馬總統上周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的講話中所說的：“我們站在他們一邊”。

我們也要各國政府為它們所採取的行動負責，正如今年我們因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政府和尼日爾（Niger）政府的所作所為取消了它們的世紀挑戰帳戶集團（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援款。正如奧巴馬總統上周所說：“我們必須盡可能在孤立與接觸、施壓與鼓勵之間找到平衡，以使人權和尊嚴能夠與時俱進”。

我們也試圖在多邊機制內爭取實現積極的變革。多邊機制是很有價值的工具，當應用得當時，可以協調多國努力而實現共同目標。因此，我們重新加入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 Human Rights Council），並不是因為我們看不到它的缺陷，而是因為我們覺得，只有參與其中我們才最有可能發揮建設性的影響。

我們在第一次會議上，作為共同提案人提出了得到順利通過的言論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決議。在發佈這樣一個強有力的原則宣言的時刻，言論自由正受到限制宗教活動的新做法，包括最近發生在瑞士（Switzerland）的事件；以及讓誹謗宗教受到刑事處罰的做法（以一個謬誤取代另一個謬誤的錯誤解決辦法）的威脅。 在聯合國安理會（UN Security Council），我有幸主持了9月份的會議，在那次會議上我們通過了要求在武裝衝突中必須採取措施保護婦女不遭受性暴力的決議。

堅持原則的務實精神指導著我們在人權問題上同所有國家接觸的方針，特別是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關鍵國家。與這兩個國家的合作對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以及我們所尋求的防止核擴散議程，處理如北韓、伊朗等國家的安全問題，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均至關重要。

美國尋求與中國和俄羅斯建立積極關係，這意味著對不同的觀點進行坦率的討論。在中國，我們呼籲保護西藏和新疆的少數民族的權利；保護言論和信仰自由；允許公民社會和宗教組織在法治的框架內宣揚他們的主張。我們堅持認為，那些在憲法許可範圍內以和平方式宣導改革的人 – 例如“08憲章”的簽署者 – 不應受到起訴。

至於俄羅斯，我們對記者和維權人士遇害感到憤慨，支持甘冒生命危險宣導民主的勇士們。我們與中國、俄羅斯和其他國家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接觸，同時也與這些國家中努力推進人權和民主的民間人士進行交往。有人認為，我們必須在促進人權和尋求“國家利益”之間作出選擇，這種假設是錯誤的。還有人認為，唯有施壓和孤立才是推進民主變革的有效手段，這種假設也是錯誤的。

在我們的各項外交和發展工作中，我們堅持探索能夠取得成果的新方法。因此，我下令進行前所未有的、四年一度的外交和發展評估（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以便分析我們的目標、挑戰、手段以及我們達到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目標的能力，制訂前瞻性戰略。毫無疑問，民主和治理 – 在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被稱之為D&G – 是這項評估的核心內容。

我們第3個方面的策略是支持公民和社區推動的改革。讓人權成為人類現實的工程不能只是政府的工程，它還需要個人之間和組織之間的合作，在社區內和國際上都是如此。這意味著我們以及與我們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讓人類的每一位成員都能有尊嚴地生活。

六個星期前，我在摩洛哥會晤了來自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公民社會活動人士。他們顯示了持久的變革如何能夠從內部開始，以及變革是怎樣取決於活動人士創造空間，使投入參與的公民和公民社會得以進行尊重權利和民主發展的基礎建設。外界政府和全球公民社會不能強加改變，但我們可以提倡、支持和捍衛之。 我們可以鼓勵地方基層領袖，向他們提供支持，當人權和民主活動人士因提出敏感問題和表達不同觀點而遭遇麻煩時——這是他們經常遇到的情況——提共保護他們的生命線。這是指採用諸如“全球人權衛士基金”（Global Human Rights Defenders Fund）等手段。這個基金去年為全球170位維權人士提供了有針對性的法律和搬遷協助。

我們可以公開站在這些捍衛者的一邊，就像我們曾派遣高級外交使團與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會晤一樣，就像我在從瓜地馬拉（Guatemala）到肯雅（Kenya）到埃及（Egypt）所做的那樣，為公民社會和那些努力推動社會從內部發生改變的政治領袖大聲疾呼，同時也為保護異議人士的安全，不讓他們遭到迫害而進行幕後努力。

我們可以通過突顯活動人士和宣導人士取得的進展，擴大他們在相關問題上的聲音。他們往往是孤軍奮鬥，往往在社會中被邊緣化。我們能夠確認他們努力的合法性。我們通過頒獎——如第一夫人蜜雪兒‧奧巴馬(Michelle Obama)和我在今年年初頒發的婦女勇氣獎（Women of Courage awards）和我將在下個月頒發的人權衛士獎(Human Rights Defenders award)——表彰這些努力。我們也可以對這樣做的其他團體，如生命之聲（Vital Voices） 、羅伯特•甘迺迪正義與人權中心（RFK Center for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和蘭托斯基金會（Lantos Foundation）等表示讚揚。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利用公共講壇，讓他們的想法獲得傳播；並繼續努力促使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等多邊機制中發揮作用。我們還可以從其他友好組織尋求幫助，如在波蘭團結工會運動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國際工會聯盟（international labor unions），或在非洲維護愛滋病病毒/愛滋病攜帶者或患者權益的宗教組織等。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變更獲取資訊的手段，通過互聯網和與移動電話分享資訊，幫助他們溝通並組織起來。成千上萬的伊朗抗議者使用帶照相機的電話和臉譜（facebook ）網傳播資訊，強調他們要求恢復被剝奪的權利，為全世界，也為伊朗領導人建立了一個見證歷史的記錄。為了在21世紀的國際事務中利用技術手段，我已在國務院內部建立了一個特別部門。

在我訪問的幾乎每一個國家，從印尼（Indonesia）到伊拉克（Iraq），從韓國（South Korea）到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我都會和政府之外的團體舉行會談或圓桌討論，聽取他們的心聲，並為他們提供一個發表意見、觀點和看法的平臺。最近我在俄羅斯時曾去一家獨立廣播電臺接受採訪，並在自由表達的權利受到威脅之際，通過文字和行動表達我們對於獨立媒體的支持。

我的多次中國之行都曾設法和婦女活動人士會晤。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UN Conference on Women）啟發了公民社會新一代婦女領導人，她們已成為今日中國的維權人士。1998年我在一棟無電梯的大樓五樓擁擠的公寓中會見了一小群律師，他們講述了為婦女爭取財產權、婚姻和離婚自主權，以及作為公民獲得平等待遇進行的努力。

我在今年稍早訪華期間，又見到了一些同樣的婦女，可是她們的團體已經成長壯大。現在婦女們爭取的不僅是法律權利，而且也包括在環境、健康和經濟方面的權利。

然而，他們之中有一人——高耀潔醫生——卻因為對中國的愛滋病情況公開直言而受到騷擾；她本應該因協助應對這一危機而受到中國政府的讚揚。

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領袖需要我們提供的資金、技術和政治支持。許多專制政權——其中包括最近採取新限制措施的25個以上政府——設法通過限制活動人士和非政府組織開展活動來限制他們的獨立性和效力。我們的撥款與支援可以給地方組織、培訓專案和獨立媒體一個立足之地。

當然，我們及國際社會可以為自下而上的改革奠定基礎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是，向所需地方提供專項援助，並通過夥伴關係促進基礎廣泛的經濟發展。

要獲得長期成功，我們的發展援助需要做到最有效地產生結果，並為基礎廣泛的發展和長期的自力更生鋪平道路。除了讓人們有能力滿足物質需要外，獲得經濟力量能使人們與未來的安全息息相關——人們需要自己所在的社會成為一個保護權利和治理公正的民主政體。我們將以尊重權利的方式對待發展——徵詢當地社區的意見、確保透明度、促進建立負責任的機構，使我們的發展活動與我們支持民主治理的努力協調一致。這是我們今天在阿富汗（Afghanistan）和巴基斯坦（Pakistan）所面臨的緊迫挑戰。

我們第4個方面的策略是，我們將擴大重點—— 我們不能忘記，在那些希望不斷上升的地方，積極的變革必須得到鞏固和加強；我們不會無視或忽略那些災難與絕望情緒看似積重難返的地方：在一切人命攸關的地方，我們必須盡一切能力扭轉事態，使之向更好的前景發展。

我們支持那些為人權、為賦予人經濟力量、為實行民主而奮鬥的人們；這樣做是出於我們的承諾，而不是實利，而且必須持之以恆。民主進步迫在眉睫，但非一蹴而就。我們永遠不應視其永恆為理所當然。倒退的威脅時時存在，我們從肯雅等地看到了這點——在那裏，實施選後暴力的人至今仍逍遙法外。在美洲，我們對一些領導人為加強個人統治而掠奪財產、踐踏權利、濫用司法感到擔憂。

在民主變革發生時，我們不能自滿。相反，我們必須繼續加強非政府組織，鞏固新生的民主體制。利比理亞（Liberia）、東帝汶（East Timor）、莫爾達瓦（Moldova）、科索沃（Kosovo）等年輕的民主國家需要通過我們的幫助來鞏固在健康、教育和社會福利方面的進步。在烏克蘭（Ukraine）和格魯吉亞（Georgia）等地，我們必須為支持民主發展而繼續保持接觸。在近10年來的最初幾年中，這些國家取得了突破性的民主發展，但由於國內外的種種因素，它們在為鞏固民主成果進行著艱苦努力。

因此，我們準備在我們的雙邊關係中並通過國際機構幫助已作出自我改善承諾的政府，協助它們打擊腐敗，並幫助他們培訓員警部隊和公務員。我們還將支持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和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等區域性組織和機構，它們已採取各自的步驟保衛民主原則和民主機制。

成功的事例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以便它們能繼續取得進步並為其他國家樹立榜樣。即便在我們不斷取得成功之時，良知要求我們在面對巨大的困難的情況下勇往直前取得進展，結束蘇丹（Sudan）、剛果（Congo）、北韓（North Korea）和辛巴威（Zimbabwe）等形勢嚴峻的地區人民面臨的苦難；努力解決從中東到拉美，從非洲到亞洲等地存在的各種難題，例如消除性別不平等和反對歧視男女同性戀等。

我們必須繼續施加壓力，推動解決蘇丹（Sudan）問題。在那裏，持續的緊張局勢有可能使達爾富爾（Darfur）種族大屠殺所造成的巨大破壞和嚴重的難民危機雪上加霜。我們將探索多種途徑，以便通過我們與夥伴的共同努力增進人民安全，同時更多關注可能發生種族大屠殺的其他地方，做到防患於未然。

當然，我們必須繼續關注婦女問題——婦女的權利、婦女的作用和婦女的責任。1995年，我在北京說過：“人權就是婦女的權利，婦女的權利就是人權。”我多麼希望這種說法能夠輕而易舉地轉化為行動和變革。這一理想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遠未實現，但最能反映婦女面臨的極其悲慘的困境的地方莫過於剛果東部地區。

今年8月，我去了戈馬（Goma），那裏是世界上一個暴力最猖獗、局勢最混亂的地區的集中點。我在那裏訪問時見到了令人髮指的性別暴力和性暴力的受害者和因多支武裝力量的混戰而被迫離鄉背井的難民。那些在這種極端險惡的環境中為終止衝突和保護受害者而努力工作的人們向我講述了當地的情況。我在一天之內見到了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和最殘忍的一面：一方面是造成婦女身體和精神創傷的不可言喻的暴虐行徑，另一方面是受害者的勇敢頑強以及為治癒他們的身體和精神創傷而努力工作的醫生、護士和志願者的英雄主義。

他們置身于爭取人權鬥爭的第一線。親眼看到剛果人民的勇氣和毅力以及支援著他們奮鬥不息的堅忍精神令我肅然起敬，並時時鼓舞著我繼續努力工作。

我們採取4個方面的策略–問責制、堅持原則的務實精神、自下而上的合作、廣泛關注權利受到危害的情況–有助於為人民自強不息擺脫貧困、饑餓和疾病，為保障他們在民主治理下的各項權利奠定基礎。我們必須打破專制、腐敗和暴力的桎梏。我們必須提供教育和經濟機會，點燃人類潛力的火把。

我們必須通過提供教育和經濟機會點燃人類潛力的火把。奠定基礎，打破桎梏，點燃火把，舉各方之力，齊頭並進。因為人們如果有了食物和教育，但沒有與同胞商議和討論的自由–就等於被剝奪了人生應有的價值。人們如果饑腸轆轆，疾病纏身，無法工作，無法投票，無法祈禱，也等於被剝奪了自身的價值。自由不能以局部代替整體，一個方面的補救不可能解決整體的問題。

然而，維護人類的潛力從來都不可能唾手可得。我們認為權利不可剝奪，但是做到這一點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不論我們對理想有多麼明確的認識，為實現這些理想採取行動則需要作出艱難的抉擇。即使我們都同意應該盡一切可能改善普通百姓的實際生活，對於採取哪些行動能夠達到目的，我們也不可能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能形成一致意見。這是治理本身的屬性使然。我們都知道，有些事例說明好心不一定能如願以償，在有些情況下甚至產生始料未及的結果，引致對人權更嚴重的侵犯。我們可以從失敗的事例中吸取教訓，因為過去的失敗恰恰說明取得進步是如何不容易。但是我們不接受某些人所謂在某些地方不可能取得進步的說法，因為我們知道進步的確已經出現。

加納(Ghana)從戰亂時期過渡到穩定民主治理的時代。印尼從專制統治走向蓬勃發展的民主，既有伊斯蘭教，也不乏世俗精神。智利（Chile）也以民主和開放的經濟取代了獨裁制度。蒙古的憲政改革成功地不經過暴力開啟了多党民主的新時代。最好的例子莫過於自柏林牆20年前倒塌以來中歐和東歐所取得的進步。我上個月有幸在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參加了這一事件20周年的慶祝活動。

有大量艱巨的工作擺在我們面前，但同時，我們與各大洲的夥伴、宗教團體、非政府組織和負有社會責任的公司等夥伴以及各國政府的合作共同面對未來。從印度——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繼續通過民主進程和民主原則，不斷完善其11億人口的共同體，到博茨瓦納（Botswana ）這個非洲最早的民主國家，其新任總統許諾按其所說的“5D”（democracy，dignity，development，discipline，delivery），即民主、尊嚴、發展、紀律和踐行進行治國，採取負責任的治理方法，與其鄰國辛巴威沒有必要的人為悲劇形成鮮明的對照。

最後，這不僅事關我們所做的工作，而且也關係到我們的本質。如果我們選擇放棄這場鬥爭，我們就無法保持我們的本質——堅持人權的本質。堅持人權意味著我們決心為人權付諸行動。當我們為適用於任何地方，適用於每一個人的權利作出承諾之時，當我們承諾這些權利將保護和實現人類尊嚴之時，我們也承諾為實現人權進行艱苦的努力。

在這個出類拔萃的學校，你們中的一些人專注於研究我們在人權工作方面的一些案例，或用賈斯的話來說，研究人權文化。你們看到了工作中的缺點與不足。你們看到了這樣的事實：正如馬里奧∙科莫（Mario Cuomo）有關美國政治的一句名言所說，我們以詩的形式進行競選，以散文的形式治國理政。其實在國際上也是如此。但我們需要你們的想法，我們需要你們的批評，我們需要你們的支援，我們需要你們作出精闢的分析，我們應該如何共同努力，逐步、穩定地為每一個人拓寬機會和權利的空間。

我們十分認真地對待這項工作。我們知道，對這項工作，我們並沒有全部答案。但美國已經承諾從事這項工作。我們將日復一日、一步一步地繼續為取得任何進步進行一切可能的努力。非常感謝大家。（掌聲）


(回答問題部分略）